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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政策推动报告

作者:安琦亚诺     来源:转载    时间:2017-12-28 13:37    浏览: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政策推动报告

       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历史阶段,职业教育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工作的这一重要指示,从国家战略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对各级政府的职责提出了明确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不断强化政策支持和保障力度,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一、政策及政策推动
 
       在古代汉语中,“政”和“策”是分开使用的,政为“政治”“政权”,策为“计谋,对策”。“政”和“策”是治理国家、规范民众的谋略或规定。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政策”的释义为: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在实际运用中,“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或者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施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与具体措施[1]。

       在中国,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府意志的集中体现,它预示着执政的路径、社会发展的走势和方向,对人们的生活和切身利益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政策的呈现形态是法律法规、行政文件及领导人的指示等。其中:法律法规包括宪法、法律、地方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行政文件包括命令、决定、意见、通知、指示、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工作计划等;领导人的指示涵盖党的领导集体以及领导集体组成人员的声音,包括讲话、批语、批示等。

       对于政府来说,确定政策目标之后最为重要的就是选择合适、有效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是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政策主体实现政策目标的具体方式、手段和途径。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来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

       教育政策是一个政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教育发展目标和任务,依据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基本方针而制定的关于教育的行动准则。它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动态发展过程[2]。职业教育政策是由党和政府经过法定的决策程序所做出的旨在合理分配职业教育资源、规范职业教育办学行为、解决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权威性决定[3]。它不仅可以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保障,也有利于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更加清晰的认识。

       我国职业教育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政策推动和落实的体系与机制。从顶层设计看,党的领导是职业教育重大政策形成的动力源泉;从责任主体看,政府推动是达成职业教育政策目标的主导力量;从实施重点看,地方为主是激发职业教育政策活力的关键环节;从路径选择看,社会参与是实现职业教育政策效益的基本途径[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拓展民众和社会各方面参与职业教育的道路和空间,并形成了基本的制度安排。
 
二、十八大以前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总体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党和政府都做出部署,推动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一)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前的政策推动

       改革开放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调整教育结构与之相适应。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职业教育遭受重创,大量学校被停办,中等教育单一化情况较为严重。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重仅为6.1%,高中阶段职普比为15.4∶1[5]。此阶段,职业教育的政策重点是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规模发展与内涵发展并重,以法律保障职业教育的发展。

1.调整中等教育结构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1980年,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颁布《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将一部分普通高中转为职业技术学校。这两项政策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到1985年,高中阶段的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农业职业高中的在校生分别增长了26.4%,9.1%和4.8倍,而普通高中的在校生则比1980年减少了24.6%[6]。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为落实相关工作,1986年,国家教委等4部门联合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研究和明确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任务、工作方针和政策措施,推动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到1990年底,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已发展到1.6万多所,在校生超过600万人;高中阶段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和普通高中的招生数之比已接近1∶1,改变了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7]。

2.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对口招收在职人员入学,“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沿着这一政策方向,199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对职业教育进行了顶层设计,提出要“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形式多样,又能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则明确“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从法律方面保障职业教育体系构建。

3.规模发展与内涵发展并重

       1991年,国家教委等5部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总结职业教育发展取得的经验,探讨以后发展的目标、方针和政策措施。同年,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对内涵发展也给予更多关注。从1991年起,有计划地对现有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加强规范化建设,并集中力量办好一批起示范和骨干作用的学校。同时,本着培养和培训、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原则,多渠道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的师资来源问题,对职业技术教育教师的任职条件、评聘办法等予以明确[8]。到1995年,全国中职学校在校生达到1180万人,高中阶段职普比例达到56.8∶43.2[9]。

4. 以法律保障职业教育发展

       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法制的保障。1994年,《劳动法》出台;1995年,《教育法》出台;1996年,《职业教育法》正式颁布。《职业教育法》确立了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用“职业教育”取代了过去“职业技术教育”的称谓,对政府、社会、企业、学校以及个人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作了规定,对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予以明确[10],对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责任给予明确,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进入依法办学、依法管理的阶段。

(二)新世纪至十八大前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推进

       世纪之交的职业教育面临着下行的压力。1997-200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从520.77万人减至397.63万人,中职与普高的招生比从 62.15∶37.85降至 41.58∶58.42[11]。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分别于2002年、2004年、2005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表明了中央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迫切心情。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争取到2020年,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阶段职业教育政策重点是:明确培养目标,同步推进规模与质量,落实教育公平,建立制度保障。

1.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

       党的“十六大”强调要加强人才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秉承“十六大”精神,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我国职业教育要“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宗旨,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明确了职业教育的任务和人才培养目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定位更加清晰。

2.同步推进规模与质量

       2002年和2005年的国务院决定都将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放在重要位置,在政策的推动下,2005、2006、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分别达到655.66万人、747.82万人、810.02万人。在规模扩张的基础上,质量同步提升。一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2005年,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由2002年的15%提高到20%,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由20%提高到30%。相关部门推动实施了一系列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水平的行动,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县级职教中心建设计划等。另一方面,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实施国家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等,确保提供有质量的职业教育服务。

3.通过职业教育落实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2005年国务院决定首次强调职业教育要关注个人需求,要资助困难家庭子女,在中等职业教育中建立贫困学生助学制度,这一举措成为推动政策的亮点。2006年,财政部、教育部联合下发《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的若干意见》,建立贫困家庭学生助学金制度、学费减免制度等。200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资助,教育公平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4.建立制度保障职业教育发展

       为调动各方面举办和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2002年国务院决定提出建立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研究解决职业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2004年6月,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7部门组成的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正式建立。2005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强调了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对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性,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也要建立职业教育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制度强化了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统筹领导,促进了政府有关部门对职业教育工作的沟通与协调,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体制创新,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2010年,中职在校生达到2238.5万人,高职在校生达到966.2万人[12],职业教育在校生总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三、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政策推动
 
       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举措,主要包括:党的十八大报告(2012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职教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年)、李克强总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批示(2016年)。

       在政策的选择上,本文采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十二五’以来我国职业教育重大政策举措评估报告”(《职业技术教育》2017年第12期)的遴选标准,从政治的权威性、影响的全局性、实施的系统性、相对的独立性四个方面来判断:这些重大政策是由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政府的决定和规划、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等最高层次提出的政策;对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全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各地和各部门必须贯彻落实、遵照执行;需要形成一个整体系统,在实施中要制定一系列子政策予以配套,各层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密切协调与配合;具有比较清晰的施行对象且与其他重大政策之间的界限相对明确,可以在相对独立的领域内组织推进和实施[13]。据此,将十八大以来国家推动职业教育的重大政策分为六类:深入推进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着力提升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切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全面提高职业教育发展保障水平。

(一)深入推进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体制机制改革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考试制度等。十八大以来出台的政策在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举措主要包括: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落实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平等的法律地位;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

       在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政策的落实方面,十八大以来,教育部、财政部等部委联合发表或单独发表多项配套文件,如《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2015年)、《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2015年)等,都对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提出具体要求。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发布后,全国各地陆续召开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工作会议,结合地方职业教育发展实际情况,贯彻落实国家精神。截至2016年1月31日,全国共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发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或决定,“深入推进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各地积极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了统筹发展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局面;以集团化办学为载体,打破了隶属关系的限制,整合了职业教育资源;以提高服务能力为导向,促进了职业教育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

(二)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总目标。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育部等6部门印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施“两步走”战略目标:到2015年,初步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到2020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体系框架最终要实现结构规模更加合理、院校布局和专业设置更加适应经济社会需求、职业院校办学水平普遍提高、发展环境更加优化的目标。

       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教育部等部门出台多项配套政策,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的层次结构、办学类型、终身一体化等进一步深入改革探索,为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2014年,教育部等6部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2014-2020年)》,各省陆续发布本省的体系规划,同中央的政策相呼应,描述了未来5年或15年的发展目标和前景,是各地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行动指南。为全面推进落实中央及地方现代职教体系建设,2012-2015年,各省市制定涉及职业教育管理、中本贯通、专本贯通、中高职衔接、普职沟通、院校建设、考试招生等各类政策总计约200余项[14]。

       围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按照“适应需求、面向人人、有机衔接、多元立交”的思路,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统筹发展,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继续教育沟通衔接,高职学校与普通高校考试招生相对分开,初步构建了人才成长的“立交桥”。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已基本具备了大规模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能力。另外,各地在探索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亮点,如上海市构建了2030年的体系规划,从布局结构和体系框架两方面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层次、结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优化。四川省提出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制度衔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和总体布局。

(三)着力提升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十八大提出的目标,也对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提出的总体要求。让人民满意的一个标准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政策内容主要包括: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吸收企业参加教育质量评估;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建立健全课程衔接体系;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职业技能竞赛。

       为响应国家大力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教育部单独或与有关部门联合出台了多份配套文件,如《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等。各地也积极响应国家要求,结合实际积极探索职业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价机制。如山东省提出“构建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黑龙江省以学校专业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在国家和地方一系列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政策的推动下,职业院校正在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目前,职业院校每年输送近1000万技术技能人才,占新增就业人口的60%。

(四)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十八大以来,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中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给予高度重视,主要包括: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集团化办学、企业办校、校办企业等校企合作模式和机制;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促进职业学校教师和企业技术人才双向交流;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与生产实践对接;推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建设,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

       贯彻国家政策,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部委单独或联合发布系列指导性政策文件,如《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等,从不同角度提出要充分发挥行业企业作用,积极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地方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规或条例,以政府规章的形式规范校企合作相关事项,如《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试行)》《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实施办法》《三门峡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施办法》等。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是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一个重要举措,国家和各地不断研究制订职教集团支持政策,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教集团,发挥职教集团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有机融合的重要作用。至2016年,我国已推动组建了1300个职业教育集团,有效推进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现代学徒制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形式,2014年,我国开始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首批确定17个试点地区,8家试点企业,100所试点高职院校,27所试点中职学校,13家行业试点牵头单位[15]。

       行业指导是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力量。至2016年,教育部联合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建成62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16]。一些地方政府如吉林、河南等通过以奖代补、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校企合作。

(五)切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十八大以来,相关政策以“双师型”教师为重点,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加快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专兼结合的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政策内容主要包括: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加强职业院校兼职教师聘任管理;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和校长专业标准;推进校企共建双师型培养培训基地;推动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实践。

       因应国家政策,相关部门单独或联合印发了《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中等职业学校校长专业标准》《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等文件。各省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河南省教育厅印发《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基本能力标准(试行)》,黑龙江、江西两省制定了《“双师型”教师认定及管理办法》,湖北、河南启动“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建设工程,广西、新疆等地实施职教教师免费定向培养。

       在政策推动下,近5年,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数量和比例显著增加,生师比更加合理,高层次教师比例有了明显提升,兼职教师聘用取得较大进展。

(六)全面提高职业教育发展保障水平

       职业教育发展保障水平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政策一直把职业教育发展保障放到重要位置,主要包括: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健全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完善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支持困难群体接受职业教育。
在经费投入方面,中央财政始终坚持“推改革、促发展”的理念,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和支持地方不断加大投入力度。2016年,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为2223亿元,比2015年增长3.97%;普通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828亿元,比2015年增长5.91%[17]。逐步形成了覆盖学校能力建设、学生资助、教师素质提升等全方位、普惠与特惠相结合的职业教育财政政策框架,有力推动了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

       在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方面,相关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提升基础能力建设的工程,包括国家示范性高职与骨干高职建设、中职示范校建设、师资建设、实训基地建设、教学资源建设、学校服务产业能力提升、职业院校管理能力提升等项目。一些省区也出台本省区的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或办法,如《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提出,通过健全多渠道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逐步完善职业院校生均拨款经费制度,统筹中央、自治区和市县相关资金,推进职业院校项目建设。

       在中职免费与资助方面,自2006年起,我国对中职困难生提供每生每年1500元补助,2013年又调整为免费教育。从2014年起,中央财政在整合现有项目的基础上启动实施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继续引导和支持地方落实好学生资助政策。

       在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方面,中央一直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帮助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快速发展促脱贫帮解困、免学费政策保障了贫困学生人人就学、东部和城市对口支援和联合招生、职业技能培训扶贫,等等,成效显著。
 
四、政策推动的总体成效
 
(一)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18]

       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确立了新阶段职业教育发展的总体战略,在这一战略引领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职业教育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政策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

       在学校体系方面,培养规模持续扩大。2016年,全国有中职学校1万多所,在校生近1600万人;高职院校1359所,全日制在校生规模6528人,见表1、表2。2012-2016年,各级各类职业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了近5000万名毕业生,开展各类培训上亿人次。
 

 

 
       在制度体系方面,基本形成了以职业教育法为基础,以教育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为补充,行政法规、地方法规为配套的职业教育制度框架。同时,相继出台了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教师专业标准、校长专业标准、高职生均拨款标准、专业仪器装备规范标准、数字校园建设标准等。

       在办学体系方面,不断完善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结构;支持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行业企业办中职、高职分别占比为10%、25%;组建了60多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汇聚了3000多名行业专家和学者;校企共同成立1300多个职业教育集团,覆盖了60%以上的学校,吸引了3万多家企业参与办学。

(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在助推经济增长方面,“十二五”期间,全国职业院校平均每年有近1000万学生毕业,他们是我国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来源。在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快速发展的行业中,新增技术技能人才的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19]。

       在提高就业水平方面,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几年保持在95%以上,见表3。2012年以来,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中有升。2016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为91.5%,相比2012届提升1.1个百分点,见图1。近5年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内读本科的比例连续保持在5%以内,2012届至2016届该比例分别为3.3%、3.8%、4.2%、4.7%、4.9%,直接就业仍然是高职毕业生发展的主渠道[20] 。职业院校共开设了1000多个专业、近30万个专业点[21],积极适应就业需求。图1、图2、图3、图4反映出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标的持续提升。










       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通过覆盖广泛的资助政策,让每个有学习职业教育意愿的孩子都能“有学上”“学得好”。实现高职校设立遍布地市级城市,中职校设立遍布县区,使求学者都能在“家门口上学”。高职教育每年使近300万家庭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22]。

       在服务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方面,年均培训进城农民工2000多万人,累计有4000多万农村新生劳动力在接受职业教育后进入城镇工作[23]。国家启动针对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等三类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程,2015年培训规模达到100万人次[24]。

       在增强人的全面发展能力方面,大力推进中高职衔接、职普沟通,积极发展继续教育,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途径成才搭建“立交桥”。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职院校毕业生对自身就业现状评价满意度稳步上升。2016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63%,相比2012届,提升了12个百分点。高职毕业生半年后自主创业比例持续增长,2015年为3.9,与2012届相比提升了1个百分点[25]。

(三)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不断提高[2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职业教育摆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不断丰富和完善顶层设计,为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深入职业学校考察,对广大职校学生提出殷切期望,在全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大政方针的认同度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得到了全面改善。从2015年开始,国家将每年5月第二周设为职业教育活动周,组织各地各校开放校园、开放企业、为民服务等宣传展示和交流体验活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文明风采竞赛等活动持续举办,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不断提高。
 
五、未来政策展望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职业教育政策推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从政策设计和执行的角度看,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职业教育的法律规范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实行21年的时间,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必须通过修法来满足发展的需要。二是政策在推进过程中存在很多盲点。如在职业教育的管理制度中,存在着部门管理脱节和职能重叠,缺少管理职责的统一性规定,造成政出多门和资源浪费,等等。未来一段时间,应在以下方面重点关注。

(一)更加突出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

       “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党和国家的政治要求,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未来在职业教育的政策设计上,要更加突出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把职业教育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环境中综合统筹。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职责,加大政策执行和落实的力度,在设计、统筹、保障方面下功夫,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动发展。

(二)健全完善法律法规

       法律是教育发展的基本保障,树立法治权威,对推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意义重大。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需要法律的保障和推动。国家应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确保及时、规范、高效、可行。同时也要推动配套的法律法规建设,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三)用改革的办法把职业教育办好做大

       我国职业教育培养了大批技能人才,为经济发展、促进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与经济转型升级、民生持续改善的需求相比,职业教育发展还比较落后。这其中既有观念的问题,也有体制机制的障碍。对于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学会用改革的办法把职业教育办好做大。比如统筹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加大政府支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更多促进社会力量参与。
 
(作者:孟凡华,郭丹,原文刊于《职业技术教育》 2017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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